讲述外卖骑手生活的电影《逆行人生》于本月9日上映。12日，一张骑手对保安下跪的照片传遍了杭州骑手群，起因是某外卖平台男性骑手在送餐过程中不慎将园区栏杆踩歪，被保安拦下后，他因担心延误其他订单而下跪。值得注意的是，保安与骑手之间爆发的“路权”冲突亦在电影中有所展现。外卖骑手可以说是我们生活中最熟悉的陌生人，当他们成为故事主角，现实与虚构的互文感异常强烈。
《逆行人生》很像是《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影像化版本。2020年9月，《人物》杂志刊发了这篇深度报道，揭示了外卖平台通过算法给骑手设定种种严苛到不近人情的工作规定，引发了全社会对骑手劳动的强烈关注。从2020年至今，“裁员降薪”“35岁门槛”的劳动纠纷频频爆出，“脱下长衫”被认为是人生出路……经济形势与就业环境的变化让人们在谈起外卖骑手时多了几分见哭兴悲。《逆行人生》显然抓住了整体社会心态的这种微妙变化，选取了一个最容易挑动大众情绪的叙事角度：中产失业一朝返贫，中年人求职不易，不得不去送外卖。
电影通过这位“逆行人生”的新晋外卖骑手的视角，引出骑手群像，讲述骑手群体的工作与生活。电影对外卖骑手生存现状的描摹是贴近现实的，然而它依然面临“伪现实主义”的指责，甚至在电影正式公映之前，社交网络上就已出现针对该片的批评：“一帮穷人花钱，看富人演自己。”截至目前，《逆行人生》的豆瓣评分为6.8。
很大程度上来说，《逆行人生》的口碑争议折射出优绩主义在当下已陷入困境：越来越多人开始质疑“勤奋努力就能改变命运”的优绩主义信条，但对经济不平等加剧的普遍反对意见并未否定优绩主义本身——或者说批评者本身从根本上就拥抱优绩主义——这让《逆行人生》以及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这部电影的指责都显得有些虚弱无力。
01 困在优绩主义系统里的人
《逆行人生》的男主角高志垒（徐峥 饰），同济毕业高材生，某科技大厂开发小组的负责人，与父母和妻女同住在上海大平层公寓。妻子（辛芷蕾 饰）全职在家，女儿活泼伶俐。如果不是高志垒因过度加班造成的疲态太过明显，这是一幅家庭美满的中产生活画面。剧情很快急转直下：就在高志垒焦虑于与另一个开发小组日益激烈的竞争时，他突然被“优化”了。紧接着观众得知，因为之前家庭投资的P2P爆雷，高志垒的失业让还房贷难以为继。高父突然脑梗住院，也需要一大笔康复费用，而女儿入读国际学校的费用也刻不容缓。更糟糕的是，即使高志垒有丰富的程序开发经验，因为已经45岁了，他在求职路上屡屡碰壁。走投无路下，他成为了一名外卖骑手。
借高志垒的新手之眼，电影直观展现了外卖骑手的组织规则、工作方式和生存境遇。显然，主创团队调研过外卖骑手的工作，诸多剧情细节都可在青年学者孙萍关于中国外卖骑手的民族志研究《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中找到印证。
为了获得骑手工作，高志垒来到一个骑手站点，它是外卖平台的最前哨。孙萍指出，在过去十年间，外卖平台的组织化不断增强，通过与劳务公司的合作，形成“中介-城市-片区-商圈-站点”的多层组织传导机制。她发现，为了保障服务品质，平台非常看重每个配送站点的人数，一旦站点人均送单量超过一定额度，便会要求站点立即招募骑手，在冬季缺人的时候，中介公司和站长甚至会给骑手出“介绍费”或“人头费”，鼓励“拉人”。在电影中，年轻骑手杨大山（邬佳楷 饰）注意到高志垒对骑手工作的兴趣，主动邀请对方，高志垒也正是在一个冬天开始了他的骑手工作。
高志垒很快了解到外卖骑手的等级体系：青铜、白银、黄金、钻石，以及每月跑单量最高的“单王”。在现实的外卖平台中，类似的等级体系也普遍存在，不同等级骑手拥有不同的“特权”，等级越高，享有的特权就越多。电影中长期占据“单王”地位的大黑（冯兵 饰）是站点里其他骑手羡慕和妒忌的对象，而冲突也不出所料地爆发——其他骑手认为，大黑跑单的速度太快，迫使其他人也必须加速“内卷”。这一冲突的背后，是骑手与平台算法的双向互动使然。孙萍指出，平台通过算法系统监控管理骑手的劳动，而骑手则通过自己的街头劳动，不断帮助算法升级，比如让算法预测出更精确的送餐预计到达时间。
能够在劳动过程中不断反向感知算法、与管理系统斗智斗勇的人就能顺利地攀爬骑手等级阶梯，最终成为“单王”。随着剧情推进，我们知道了大黑的成功秘诀不仅在于他的骑车水平高超，而且他有一本积累了多年跑单经验的秘籍，记录了片区内从商家到客户的各种捷径。为了节省跑单时间，外卖骑手往往施展浑身解数，甚至不惜做出闯红灯、逆行、上环路等违规行为；与此同时，他们还要时时应对系统派来的订单，以最节约时间的方式规划出送单的先后顺序。孙萍称之为外卖游戏中的“多线劳动”。在这个过程中，外卖骑手也往往会遇到各种算法系统难以预估或主动制造的挑战：比如城市的空间治理给他们的流动造成的障碍——高志垒去某高级商场取单，门卫以“你只要穿上这层皮你只能走后面”为由拒绝他由正门进入，不禁让我们联想到2020年北京SKP拒绝外卖员入内引发的争议；消费者导向的意识形态主导着平台经济，这常常表现为平台“偏袒”顾客（无论顾客的要求多么不可理喻），骑手需要“表演服从”，即使在面对言语羞辱时也需要劝服自己保持克制。
孙萍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7
在片中，高志垒与老抠（王骁 饰）从客户关系转变为战友关系，他也从最初对外卖骑手工作的漠视逐渐转向共情。这一出“中产变形记”背后的现实基础，是国内外卖骑手群体的可见性在不断增加。数据显示，国内外卖骑手数量实际已突破1000万人，这一数字在疫情后仍在继续增加。2023年，外卖骑手以“网约配送员”的称谓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根据孙萍调研小组在北京地区所做的调查问卷，骑手多来自农村地区，但与早年的农民工群体有所不同的是，加入骑手队伍的劳动者有“赚快钱”的强烈动机，负债人数占被调查骑手总人数的62.94%。在背负债务的骑手群体中，近半数（48.16%）骑手因买房/买车而负债，有些因养育小孩/赡养老人（37.4%）和创业失败（36.61%）而负债。
正是为了摆脱负债困境，高志垒脱下心中的“长衫”，钻研外卖之道，朝月入1.5万的目标努力。当高志垒终于成为“单王”，在表彰大会上说出“我们大家都是很努力的，我们都足够努力了，所以我们值得被尊重，我们也值得更好的生活”时，电影来到了剧情高潮，完成了对银幕前观众共同经验的情感召唤。这个未曾明言的共同经验就是，无论是中产还是底层，都被困在优绩主义系统里。
根据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丹尼尔·马科维茨（Daniel Markovits）的定义，优绩主义是这样的一种理念：“一个人的社会和经济优势不应与其出身有关，而应与其能力、努力和成绩挂钩。要在这三个方面脱颖而出，则需要一个人在持续不断地竞争中证明自己，一开始是在学校，而后是在职场。”马科维茨认为，优绩主义虽然最初是一个旨在推动社会公平的理念，但如今它造成的实际后果已与其愿景背道而驰：它首先将教育变成了一场为了加入精英阶层而进行的残酷、激烈的竞争；其次它改变了职场，将报酬丰厚的优质工作集中在掌握高级技能的少数劳动者手中，令社会中的其他人失去机遇。
高志垒失业前看似风险极高的人生选择，很大程度上来说是他严格遵循优绩主义的结果。当充沛人力资本的回报越来越多，且社会精英的身份需要依靠技能和劳动才能确立，家庭成为了经济生产——培养下一代人力资本——的基地。正是因为如此，高志垒愿意花大价钱送女儿去读国际学校，妻子肖妮愿意全职在家照顾女儿的衣食起居。“一位接受过精英教育的女性为了养育孩子而离开职场是被社会接纳的，”马科维茨写道，“女性看似‘相夫教子’的选择是在推动孩子的精英继承，形成家族优势的代际传递，她实际上是在遵从而非放弃精英生产的内在逻辑。”然而高志垒低估了优绩主义带来的风险——具备超高技能的员工负责设计、编程和管理自动化的生产流程，大量的技术创新消除了一大批原本主导生产的中等技能的中产阶层的工作，技术创新的速度越快，就有越多的中等技能岗位岌岌可危。这还仅仅只是中产中年失业的其中一个原因。
马科维茨认为，“优绩主义的基本逻辑是强调优势，而将劣势视作个人技能或努力程度不够的缺陷。”因此在优绩主义社会中，人人崇尚勤奋，鄙视闲散。“我们都足够努力了”的情感号召力也正在于此。事实上，在我们这个时代，勤奋努力的职业伦理恐怕变本加厉地加诸社会弱势群体身上。孙萍在田野调查中发现，“成功学”的话语不仅存在于中产人群之中，也普遍存在于零工劳动人群之中。关于努力和成功的话语频繁出现在骑手的朋友圈或网络签名中。很多骑手认同，要想获得成功，必须能够坚持日复一日的劳动。在她看来，成功学话语渗透进骑手群体的心智，不仅是社会氛围使然，也帮助他们合法化零工劳动的选择，回应和反击针对外卖骑手的社会污名。
02 阶层之间相互理解、形成共识已成奢望？
《逆行人生》的结尾有双重理解：平台发现高志垒写的“路路通”小程序有商业价值，于和伟饰演的高管同意让他来公司做程序研发。配合高志垒在表彰大会上的演讲（“我们都足够努力了”）和片尾的致敬语（“谨以此片献给每一位努力生活的人”），我们很容易将之理解为一个好结局——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前大厂程序员，即使是送外卖也能金子发光脱颖而出，只要他足够努力。
但这个结尾其实也暗示着，平台收编了外卖骑手的街头智慧，有了诸多外卖骑手多年积累的经验以及程序员的编程技术，更加精进的算法能进一步提高效率，而这也将意味着用肉身承载效率指令的外卖骑手将被迫更拼命地与时间赛跑。
虽然《逆行人生》被宣传为一部现实主义电影，但它规避了“困在系统里”的核心问题：努力难以得到回报的本质原因是什么？根据马科维茨的观点，问题的关键在于优绩主义社会中“劳动力市场的两级分化”和“偏向技能的技术变革”，即大量新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使得特殊技能的生产力远高于中低技能的生产力。在许多部门和产业中，这一趋势都在朝有利于上层劳动者、不利于中下层劳动者的方向发展。于是，劳动力市场日益被区分为大量的“烂”工作和少量的“好”工作，前者只需少量培训，操作简单且报酬低廉；后者则需要精心培养，工作内容复杂且报酬高昂。
所谓“烂”工作，往往具备单调、强控制性和低报酬的特征。孙萍在访谈中发现，外卖骑手会用“我们这样的人”、“不好好上学”这样的话来形容自己，“在对工作时间的描述中，他们传递了因自己处于社会底层而不得不选择这样的工作的自卑和无奈。”马科维茨指出，
“雇主越来越多地对中等技能员工进行微观管理，这种管理是如此彻底，以至于他们实际上购买的不是这些员工的劳动产出，而是他们的技能和付出。因此，尽管精英职场推崇独立性和自主性，但是在非精英的工作场所，劳动者几乎沦为管理者使用的工具。”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电影刻意给每个最初因过分努力而显得格格不入甚至有些面目可憎的骑手安排了一个绝对利他的理由：大黑争做“单王”，是为了帮因为自己转单而遭遇车祸失去一条腿的年轻人还债；老抠不交社保，遭遇车祸伤到了腿偷偷从医院跑出来，惋惜没能从肇事司机那里要到更多钱，是因为家里还有一个等待白血病手术的女儿。一顿大酒，骑手们冰释前嫌，形成了某种共同体情谊。骑手们的“唯利是图”被极具道德正当性的理由合理化了，由平台用工契约灵活化处理造成的骑手群体分裂，以及算法不断缩短配送时间造成的恶性竞争，也因此被消解。
银幕外，针对《逆行人生》的“伪现实主义”批评同样因没有触及对优绩主义本身的批评而错失要害。有一种观点认为，影片想要讲述“中产下坠”的故事，但对中产和底层都缺乏具有实感的理解，比如影评人梅雪风认为，“当影片想当然地把这种中产痛苦与真正的底层绝望混为一谈时，它从某种程度也就丧失了它所期望的内在能量，反而显出一种何不食肉糜的轻佻来。”
在优绩主义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基本常识的情况下，人们难以批评努力本身——996的白领和自我驱动不断延长工作时间的零工劳动者都是努力工作的人——只能用努力的道德正当性去分辨谁的痛苦是痛苦（个人温饱、重病的家人），谁的痛苦是矫情（上海大平层公寓的房贷、子女的精英教育）。这种批评所忽视的重点在于，使得社会优势群体和社会弱势群体陷入各自困境的，其实是同一种结构性力量。如马科维茨所说，
“优绩主义，包含上层劳动者所具备的超高技能和勤勉努力，越来越明显地无益于任何人。它使曾经占据经济生活中心的劳工阶层和中产阶层成了无法满足经济需求的人……与此同时，优绩主义让精英阶层成为了混合了异化劳动的自身人力资本的食利者，精英阶层的子女也被置于残酷无情的、工具性的精英教育所带来的痛苦之中。优绩主义下的不平等让整个社会分化为了无用的人和被耗尽的人。”
需要指出的是，“中产”在中国是一个高度争议性的概念。与马科维茨在《精英陷阱》中论述的美国社会不同，中国社会未曾形成“全民中产”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心态。从收入水平来看，新兴城市中产阶层仍属于中国人口中的少数，这让中产几乎成为精英的同义词。于是，“中产”几乎成为了一个用来承接各种社会不满的靶子。
进而出现了另一种观点——事实上在《逆行人生》正式公映之前，这种观点就已出现：“一帮穷人花钱，看富人演自己。”近年来“消费苦难”叙事的流行，折射出一种突出的社会情绪，即一部分人认为阶层更高的人去讲述阶层更低的人的故事，就是在掠夺后者的话语权，这是一种不同阶层之间“你获得了什么，我就失去了什么”的零和博弈心态造成的深刻不信任感。我们需要看到，优绩主义所带来的压力层层叠叠，造成的经济不平等日益严峻，由此滋生了不同阶层之间的敌意、误解、摩擦、冲突，让人们难以想象一个跨越阶层的社会愿景。
2021年，同样由徐峥主演、故事背景设置在上海的《爱情神话》上映，彼时许多观众的批评集中在国产影视剧盛行“中产文化”，造成底层失语的状况。三年后，徐峥将视线从有房有闲的“梧桐区”土著转向穿行在上海大街小巷的外卖骑手，又被质疑无法跳出中产焦虑的舒适区，真正共情底层。中产与底层的影视代表性争论反映了社会情绪的微妙变化，我们不禁要问，阶层之间相互理解，形成共识是否已成奢望？
参考资料：
孙萍：《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
丹尼尔·马科维茨：《精英陷阱：美国的优绩神话如何助长不平等、瓦解中产和吞噬精英？》，白瑞霞译，中信出版集团，2024
《底层，一味治疗中产心灵空虚的常备药》，正面连接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