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昨日上海图书馆东馆的分享活动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提起了他在很多场合跟人辩论的经历。他说，“很多理工科大学校长觉得‘五四’把事情搞砸了，如果不是‘五四’，今天五千年中华文明光辉灿烂，甚至有些人故意将‘五四’和文革挂上。”
他联系新作《未完的五四：历史现场和思想对话》表示，现在讨论“五四”的好处在于它是众声喧哗的，没有形成主调。怎么看传统、如何评估传统连续与断裂，以及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这些话题很具有挑战性。陈平原说，希望讨论“五四”可以不封闭于专业和学院，而是真正地进入社会和公共生活，因为“五四”跟当下中国文化的走向和思想脉络有关，也与年轻人的生活相连。
“我们（指在场三位嘉宾，分别是陈平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的思考已经固定下来了，没有像年轻人那么敏感。五四那代人比我们年轻多了。我的老师王瑶先生常常会算账，不要忘记‘五四’那年，蔡元培最大51岁，鲁迅38岁，胡适27岁——真正影响中国社会的是十多岁二十岁的人。”陈平原说，以往谈五四常常关注的是老师那一辈人，事实上真正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是学生。
俞平伯回忆道，在北京大学1917级国文系，“同学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竞成三”。他们办的杂志诸如《新潮》《国民》和《国故》都影响了之后的政策、思想和学说。在今天，“五四”还能与年轻一辈对话吗？陈平原发出了这样的提问。在法国，人们常常回顾大革命，在对话中确认它作为现代法国乃至现代世界的起点，并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姿态。
只有理解那代人的处境，才能理解他们的努力和论述，五四文人与太平文人的表达不一样。陈平原指出，太平年代在书斋里做文章可以四平八稳，可是五四人身处国家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没有那么多的书生考量。“不要高估五四人的学养，也不要低估他们求知的热情。”五四学人考虑的确实就是拿来就用，他们的知识很多都是从媒体、报纸、杂志而不是教科书中来的，写作和表达也是迅速、直接、激烈和极端。陈平原由此也提醒今天的读者注意：今天阅读那代人的思考和表达，我们必须要意识到那是危机时刻的表达，才能理解和接受其中的疏漏和偏激。
陈平原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4-4
人们在了解和审视“五四”时，还应当注意到那些被置于新文化“对立面”的人物，比如辜鸿铭与林纾。“蔡元培先生在1919年说，不会因为辜鸿铭提倡帝制就不聘他，可是请注意，第二年辜鸿铭就被解聘了。”陈平原说，辜鸿铭的解聘是因为学生罗家伦告状：他上英文诗歌课上大部分时间都在骂新文化。
陈平原提到，林纾借助小说《荆生》发动军阀打压“五四”有讹传成分，“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是碰到过困难，但始终没有摆在台面上的斗争。”他解释道，林纾之所以写这篇小说，跟他自身热爱武术、喜欢想象游侠生活又爱讲诙谐话有关，“赞成新文化的声音后来占了上风，可这不等于反对者就应当是被唾弃的。”
主流“五四”叙述之外遗忘的人物还包括“性学专家”张竞生。陈平原介绍，张竞生留学法国，获哲学博士学位，在1920年代曾任教于北京大学长达五年。1922年，美国计划生育创导者山格夫人（Margaret Sanger）应邀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讲演时，就由胡适和张竞生陪同。陈平原说，“当年张竞生的名望一点不比胡适低。他们一个是留美的，一个是留法的；一个强调杜威，一个学习卢梭。”张竞生在《晨报副刊》发起爱情大讨论时得到过包括鲁迅在内的新文化众人的支持，出版《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时也得到过周作人的欣赏。但他后来的做法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1926年，张竞生在《京报副刊》上征求大学生的性经验，“希望作者把自己的性史写得有色彩，有光芒，有诗家的滋味，有小说一样的兴趣与传奇一般的动人。”之后集合了张竞生序言以及几篇自述的《性史》出版，惹出了不小的事端。“他被正人君子骂到狗血淋头，又有很多出版商紧急跟进（《性史》的出版），然而后来出版的几辑都不是他的，还有明清色情小说摘过来的出成集子。”自此，哲学博士就戴上了性学专家的帽子，他也离开了北大，从新文化的叙述中退场。
陈平原提示读者注意，打压他的恰恰不是守旧派，而是新文化人，因为人们担心他把一个本来有价值的东西给糟蹋了。现在学生看了张竞生的作品可能会说没什么，可这在一百年前就闯了大祸。对于这一部分历史的还原，可以让丰富人们对“五四”和新文化的认知，陈平原讲道，“为什么讲杜威的日后名满天下，学卢梭的后来举步维艰？这让我们了解新文化不同的发展方向——哪些是可以努力的，还有哪些是陷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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